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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骥才:没有了民间文化,“年”还是“年”吗?
2019-02-11 16:20:01|来自:本文原刊载于2018-6《收获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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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过的节日很杂,上敬祖先下祭鬼神,西拜上帝东跪如来,春节是最为重要而特殊的节日,不涉及过去和未来,意味着回家、团圆的现世安稳。

如今,春节对于越来越无暇从杂务中抽身的大家来说,主题则是民工返乡、春运高潮、高速公路免费。没有烟花的天空少了份热闹;在年夜饭、春晚、庙会这些必经的程序里,哪怕给了人们纵情释放的时间,手上的一方屏幕也否决了每一种年味的可能性。

01.

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我便感到了“年”的缺失。

有生以来,过年只是我们的一种一年一度自然而然的传统生活。我们不曾把它当作文化。但现在却忽然感受到“年味”的淡薄与失落。千百年来一直年意深浓的春节,怎么会只剩下了一顿光秃秃的年夜饭?人们甚至还在若无其事地随手抛掉仅存无多的剩余年俗。

比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各大城市一窝蜂学习香港“禁炮”。那时亚洲四小龙的一切都是我们艳羡的楷模。鞭炮成了城市文明的敌人。天津是中国大城市中最富于年味的,天津人最在乎过年,这情景我在《激流中》最后一章写过。当时,天津是唯一年夜可以燃放鞭炮的城市,可是渐渐也卷进“禁炮与否”的争论中。我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叫作《禁炮不如限炮》。我反对禁炮。我的理由是:

中国人的年是文化含金量最高的节日。但眼下正在一点点被淡化、被取代、被消除。除夕间饭馆的包桌定座正在代替合家包饺子吃年饭;电话拜年和FAX拜年正在代替走亲访友。如果再禁了鞭炮,春晚又不尽人意,年的本身便真的有名无实了。有人说,可以去旅游呀,去唱卡拉OK呀,去滑冰呀,但那样做我们还能找回年的情感吗?年有它专用的不可替代的载体,这便是那些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年俗。

现在禁炮之声正在蔓延。理由振振有词。倘说鞭炮不文明,西班牙人传统的斗牛岂不更野蛮更危险?倘若说鞭炮伤人,游泳年年淹死人,拳击和赛车更伤人害命,又为何不禁?倘说污染,还有比吸烟污染更严重,并直接进入人的身体。谁又呼吁过“立法”禁烟?最多不过劝人“戒烟”罢了。

世上的办法很多,为什么非用一个“禁”字?

“禁”是一种消灭。如果灭掉鞭炮,被消灭的绝不仅仅是鞭炮包括污染,而是一种源远流长、深厚迷人、不可替代的文化,以及中国人特有的文化记忆与文化情感。我们不会在文化上这么无知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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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.

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每到腊月二十三日左右,我都要往两个地方跑一跑。一是东城外天后宫前的广场,这里是传统的年货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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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舌尖上的新年》剧照

这市场不卖食品,全是岁时的用品与饰物。如鲜花、金鱼、吊钱、窗花、福字、香烛、年画、供品、绒花等等,红红火火,都是此地人深爱的“年货”。但十年“文革”中被视作“四旧”遭到禁绝,致使广场成了一片了无人迹的空地,广场中心甚至长出很高的野草。

“文革”后百废俱兴,这里又恢复为津地年俗最浓郁的地方,自然是感知年味最好的去处。此外,我还要跑的地方是津西的几个乡镇,杨柳青、独流和静海一带。为了到这些地方的集市里挤一挤,每去之前先要打听好哪一天是集日,我说过“农民过年的劲头是在集市上挤出来的”。

我到这些地方还有一个具体的目的,就是寻找地道的农民印绘的粗粝又质朴的木版年画。这些地方全是古老的年画之乡,我对这里农民印绘的乡土版画情有独钟,特别喜爱。“文革”前我从这里收集的许多珍贵的年画,“红八月”时都给烧了。可是到了八十年代,再跑到这些年画之乡来,却很难见到手工印制的木版年画了。仅有的年画摊大都销售廉价又光鲜的机印年画。

八十年代中期,在杨柳青镇西边一个街口还有两三个卖年画的地摊,但品种少得可怜,只能买到老版新印的《灶王》《全神》和《缸鱼》。唯有一个卖家那里能买到一些大幅的贡尖,如《双枪陆文龙》《农家忙》《大年初二迎财神》和纯手绘的《五大仙》,后来这些年画摊被作为不法经营取缔了。有一次,我跑遍杨柳青竟然一个年画摊也没找到,我站在这个徒有其名的“年画重镇”空荡荡的街口,心里一片茫然。

03.

1990年春节将临,央视记者敬一丹约我去杨柳青镇子牙河边一个小小的四合院,做一个过年的节目。媒体的消息比我灵通。他们听说镇上有一家年画老店玉成号——霍氏一家,近日把“文革”期间中断的祖传技艺重新恢复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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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柳青年画

现在这家老少三代齐上阵,“婆领媳做”,你印我画一条龙,我看了很感动。这在寂寞太久了的杨柳青镇,如同死灰复燃。我暗暗地想,怎么才能把这些古老的年画技艺保住,用心呵护并让它蓬勃起来?

当下决定由天津市文联和画社合办一个大规模国际性的年画节,邀请全国各个年画产地参展,举行学术研讨。天津民间文化资源丰厚,民俗、民艺、工艺、戏剧与曲艺等等,还有一些历史建筑都是顶尖的东西。如果真的将这些资源有声有色地调动起来,就不只是一个年画节和艺术节,而是城市传统的文化节了。

为此,在运用这些传统文化时,我们刻意把一些已经被时间的尘埃埋没的事物和细节,挖掘出来擦拭干净,重新亮闪闪的放在人们面前。在做这些事时,为了让历史的光芒重新照耀今天,我们发挥了许多非常美妙的文化想象。

比如,我请李志强把杨柳青年画“勾、刻、印、画、裱”全过程放在年画作品展中,好让普通民众了解木版年画复杂又精湛的技艺,这在当时的民间艺术展中是从未有过的。

再比如我把开幕活动特意放在南门内建筑极华美的广东会馆,请来各道皇会、中幡、风筝魏、捏粉、书春、刘海风葫芦、石头门槛素包、面具刘、桂发祥麻花、栾记糖画、玉丰泰绒纸花等等各种民艺在会馆的院内外列开阵势,全面展示津地传统民艺的精粹。

会馆戏台上演的开场戏是古老的《跳加官》,《三岔口》用上了数十年没见过的“砸瓦带血”;台口立着写了当场戏码的水牌子。台下有几桌“观众”是由天津人艺话剧院演员扮演的,他们身穿收藏家何志华先生提供的清末民初的老服装,表演昔时人们如何看戏。剧场里还安排一些演员表演老戏园如何沏茶斟水,卖零食香烟,扔热手巾把儿。

连看戏的宾客们手里拿着的戏单,都是严格按照老样子,由年画社的老画师刻版印制的。就这样,完完整整呈现出津沽特有的戏园文化。让那些从北京来的文化界人士吴祖光、新凤霞、黄苗子、杨宪益、王世襄、黄宗江、凌子风、于洋等等看得如醉如痴,更叫天津身怀绝技的民间高人们引为自豪。闭幕式换了地方,设在杨柳青镇出名的石家大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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戏单和门票。

戏单是请杨柳青年画刻版艺人专门雕刻印制的,式样仿制老戏单。

那天是元宵节,杨柳青人也要在大批中外贵客前展示自己风情迥异的民俗民艺。“打灯笼走百病”是搁置久远的元宵旧俗,这一天却让它重新回到古镇的生活中,以表达这个岁久年长的年画之乡美好的文化情感。这一来,带动起天津各县纷纷复活自己的年俗节目,炫示自己独有的生活风情。年不就被我们召唤回来了吗?

那天杨柳青石家大院的元宵晚会散了后,我在那满是雕花的门前送走了四面八方的客人。成百上千杨柳青百姓都挤在那里一同笑脸送客。我心里很温暖,折腾了半个多月地域文化的精华,确实得到了一些充实。当然,时代对传统的消泯之势并不可能被我们这一点点努力挡住,然而我高兴的是百姓表现出的对自己地方传统的热爱与自豪。我在为记录这次活动所编写的《津门文化盛会考纪》的序言中说:

辛未岁阑,壬申新春,津门一些有志弘扬地方文化之士,倡办杨柳青年画节。以民间年画来办文化艺术节,乃中华大地史来之首创。

津人尤重过年,故气氛尤为炽烈,中外友人踊跃前来,百姓热情投入,年俗传统一时得以复兴。活动总人数何止数十万,海内外见诸报刊文章竟达二百多篇之多。影响可谓深广,此节可称盛会。

04.

由此我想,我们还应为自己的城市做些什么?

记得一位记者问我:“你做这些文化保护的事,最初的动力来自哪里?”

我想了想说:“一种情怀,应该是一种作家的情怀。”

为什么是作家的情怀?什么是作家的情怀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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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怀是作家天生具备的。作家是理性的,更是感性的。作家的情怀是对事物有血有肉的情感,一种深切的、可以为之付出的爱。我对民间文化的态度不完全是学者式的,首先是作家的。在作家眼里,民间文化不是一种学问,不是学术中的他者,而是人民的美好的精神生活及其情感方式。

因此,作家的情怀往往就是作家的出发点与立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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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的春节正遭遇一种尴尬:传统节日与现代生活融合的不自然,传统走入不了现代。产生这种尴尬有几方面的原因。


与中国人一样,欧洲人也有自己的传统节日,但即使是欧洲年轻人,也不排斥传统节日的习俗与符号。对欧洲人来说,历史是自然流淌、从未间断过的河流,社会从比较传统的状态,线性发展到近现代。而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,由传统社会急转弯,迅速驰入现代社会,在这中间,传统的习惯一定会出现中断。


中国人之所以有过年吃团圆饭的意识,是因为每个中国人从小都会在除夕这一晚团聚,团圆饭和美的气氛、家庭的温暖、与父母的感情都深印在我们的脑海中,每到年三十这一天就会被唤醒。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忆,人们就是到了年初一也不会联想起春节的符号和习俗。值得反省的是,过去一段历史时期,特别是文革十年,我们把传统作为旧文化、旧习俗来反对,淡漠了年轻人对春节的记忆。在我小时候,父母亲领着我给祖先磕头。直到现在,每年春节我依然要挂祖宗像,但我的孩子们就没有这样的感情,因为过年是强迫不来的,内心有对春节的情感,才会用春节的方式来表达。


商品社会,如果一件东西在市场上没有卖点,市场就没有动力去推动。为什么圣诞节带给商家的动力往往很足?因为年轻人对圣诞节的新鲜劲刺激了市场需求。而中国传统节日里与习俗相关的很多用品,正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,缺乏市场动力也很自然。 


因为这些原因,我们离我们的春节远了。 


春节是中国人美好的习惯,我们应该把它保护好。但春节也是中国人约定俗成、自觉自愿的习俗。守护春节不能光靠讲道理,关键是唤醒人们对春节的情感。 


情感的养成首先依赖教育。中小学校应当有一套传统节日知识读本。父母也应以身作则,在清明这样的节日带孩子们外出郊游踏春。就像日本人过樱花节,女孩们穿上漂亮的和服,由父母领着一家人在樱花树下畅饮赏花。现代生活与传统情感在这样的时刻自然对接。 


情感的养成还有赖创新。上世纪80年代初,中国人刚走出文革,不知道该怎么过除夕。春晚恰到好处的出现,它合家团聚、以笑为主的形式,符合中国人过年的心理;晚会时长跨过午夜12点,符合中国人守岁的习惯。虽然近年春晚屡受批评,却也恰好证明了国人对它的在乎。 


春晚是春节习俗的一个有益实验,但光有春晚一个实验还不够,各式各样的民间团体、文艺界人士都应当参与进来,丰富春节的生活。过去,一个大家族的人在除夕夜团聚,放鞭炮、打麻将。大家族分散成小家庭后,人们就发明出微信红包这种形式代替鞭炮来维持欢聚热闹的气氛。春节是老百姓自己的创造,寄托着人们对新一年风调雨顺、四季平安的愿望,任何形式、创新只要能满足这种期待,自然会被人们传承下去。 


明白这一点,政府就大有可为。政府工作的关键是做好服务,想办法提供更多平台,让老百姓有自由和条件去创造自己的节日。英国伦敦市政府在海德公园搭建了一个水泥台,英国民众可以把自己的雕塑设计发到网上,每年网络票选一座雕塑放上水泥台。也许不过一座普通的雕塑,却给城市生活增加了热点。同样,中国人的春节,也要靠政府搭台、群众唱戏才能越发火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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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日长篱落无人过, 唯有蜻蜓蛱蝶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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